? ?【導讀】“我們是誰”，是事關民族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命題。亨廷頓的同名作品給出了一個“我們是誰”的美國答案。很多人也在問，作為中國人，“我們是誰”？
? ? ? 葛兆光教授認為，歷史基礎固然重要，但僅僅依靠歷史的源遠流長，并不足以證明“我們是誰”。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從來不是單一化的，而是高度混融和雜多的。正因為接納了多元文化與區(qū)域要素，中華文明才成其豐富，而其中真正起到維系和凝聚作用的，是共同信賴和分享的文化和制度。一直以來，我們不斷追問“我們從哪里來”，注重追尋自我與民族的血緣根脈，但這恰恰忽略了民族認同背后的文化和制度因素。他深感如今人們內心那些共同信賴的基礎并不堅固，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追問我們從哪里來，更要追問我們如何才能獲得精神與思想上的安全感和親切感。而精神認同才是真正的“吾心安處”。
? ? ??本文原載《信?！?011年第9期，原題為《不要只問我從哪里來》，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 ? ??不要只問我從哪里來
? ? ??“我們是誰”？還是“誰是我們”？
? ? ??“我們是誰？”
? ? ??這本是塞繆爾·亨廷頓一本書的書名。從我這個研究歷史的人聽來，這大概是要討論中國人的“來源”，我們的祖先是“誰”，我們身上流淌的是誰的血脈？不過，如果把這一問反過來說“誰是我們？”也許意思就反轉過來，成了追問中國人的“認同”，就是什么人可以成為“我們”，什么人能夠被我們承認為同一文化傳統(tǒng)中人？
? ? ??我曾經多次提到日本加藤周一的《雜種文化》，在普遍相信“萬世一系”的純粹歷史，普遍自豪大和民族的語言一致、文化一致的東瀛，他居然敢說，日本文化、甚至日本民族不過是“雜種”，很讓人肅然起敬。倒是如今的國人，對“雜種”似乎依然忌諱，盡管當年“古史辨”已經為重建歷史，瓦解了傳說時代的種種神話，但為了重拾自信，還是要證明自己文化“源遠流長”和民族“淵源有自”。一句“三皇五帝到如今”，地方上又是建炎帝陵、黃帝陵，還得要級別夠高的官員出來，向原本子虛烏有的“先祖”焚香祭拜?，F(xiàn)在不止是炎帝、黃帝，還有女媧，也許將來這份越來越長的祭祀名單上，還得加上顓頊或者蚩尤。
“我們”實際上具有混融性
? ? ??盡管“起源傳說”很重要，每個傳統(tǒng)都會為新人講述“好久好久以前……”，告訴他們“過去的故事”，讓他們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和誰“血濃于水”，我們會有哪些“同祖同宗”的伙伴。但是，實際的傳統(tǒng)卻常常就像一條河，上游匯入百川，中游攜泥帶沙，到下游才宏大恣肆，滋養(yǎng)整個流域，甚或沖積成洲擴大疆土。
? ? ??你在長江下游取一瓢飲，這一瓢水可能已匯入青藏之水、巴蜀之水、澧沅之水。前段時間，我曾應一家報紙的邀請，寫文章討論思想傳統(tǒng)，我就說，就算孔子韋編三絕學富五車，單靠儒家一脈單傳支撐不起文化中國這片天。南朝人宗炳就說，周公、孔子兩位老人家沒出過國，沒有見過獨目三首、馬閑狗蹄、穿胸旁口的人，沒有見過不灰之木、不熱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也沒有見過西羌、鮮卑、林邑、庸蜀的異俗，“周孔之述，蓋于蠻觸之域”，怎么可以說儒家就一家獨大地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它就是一脈單傳地來自孔子的精髓，它就已經窮盡知識世界，后人只需要吃“現(xiàn)成飯”呢？所以中國傳統(tǒng)里面才有佛教，有祆教、摩尼教以及景教，也刺激出了中國的一個道教。
? ? ??文化如此，族群亦如此?，F(xiàn)在的人對漢、唐有無限自豪，恰恰在漢、唐之間胡漢大混融?！叭鶉攀判铡?，隨著北魏南遷便成了“河南之民”，隨北周入關中便成了“京兆人”。隋唐兩代的首都長安，好多居民就是“胡種”，據(jù)說城里賣珠寶、耍雜藝、傳異教的波斯人就好幾十萬口。說來也無奈，古代經典里面雖然一再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國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墒聦嵣稀爸袊比圆幻馐恰半s種”天下。就說唐代罷，不要說李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國”，就連劉禹錫也是匈奴人種，元稹也是鮮卑后裔，更不要說當皇上的李家了，身世本來混沌，就算他們“僅就男系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但經過通婚血緣已經雜糅胡漢，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他們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
? ? ??陳寅恪先生說得是。不止是唐代，宋代也一樣，經歷了種種異族藩鎮(zhèn)和武人在中原的交錯從橫，經歷了各色民族首領先后執(zhí)政的五代，宋代再強調華夷之大防，很多或明或暗的血統(tǒng)和風俗也還是草蛇灰線地潛入漢族中國，就連大書法家米芾，據(jù)說前世便是來自西域的外國人，偏偏他玩兒的是最中國的書法藝術。和陳寅恪并稱二陳的另一歷史學家陳垣先生寫過《元西域人華化考》，說的是蒙元時期好多西域人漸漸融入中國，學了漢家文化，不過，那時也有好多漢人經過通婚與交流，身上也融入了外國人的血脈。反過來，蒙元并不長的一朝里，好多漢族人倒也融入了蒙古，他們不光“辮發(fā)椎髻”穿了胡服，也不光“易其姓字為胡名，習胡語”，而且還學了蒙古人的習俗“弟收兄妻，子承父妾”，害得明太祖朱元璋剛剛當皇帝三十八天，就急急忙忙下詔書要移風易俗，“其辮發(fā)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 ? ??可是，明朝之后是清朝，又一個不是漢族人的天下。
? ? ??“我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何而來？
? ? ??無法查遍每個人的血統(tǒng)，也無法檢驗所有人的基因，你不能奢望確知今天的中國人有沒有樓蘭美人的基因，有沒有匈奴、鮮卑、高麗甚至羅馬（想想甘肅那個羅馬軍團的傳說）的血緣。也許，當我們追問“誰是我們”的時候，倒可以不必過度追尋血緣，“認同”的基礎在文化，錢穆先生早就說過，“中國”不是一個國家，更是一個文化。
? ?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話看上去突兀，細細想?yún)s有趣，或許這一方面是夫子對諸夏過于自信，或許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把國家秩序建立在文化上而不是制度上。其實就是儒家也承認，如果禮樂遵從中國，那個地方就是中國，如果風俗全是蠻夷，那么即使地方在中國，也只是蠻夷而已。所以孔子才能接受流亡海外，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 ? ??猶記得以前一句相當流行的話，“工人階級無祖國”，但只要聽到《國際歌》就能夠找到祖國，這讓我想起蘇東坡的“吾心安處是故鄉(xiāng)”，給你安全感的“祖國”是“吾心安處”，而“吾心安處”就是現(xiàn)在時髦理論里的Culture Identity，文化認同與文化歸屬。
? ? ??文化認同與文化歸屬有三個要素，首先，你得承認這些人曾經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tǒng)；其次，你要承認這些人現(xiàn)在與“其他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不是人種差異，更重要的是文化差異；最后，這些人相信彼此共享一些價值，相信將來要走一個共同的道路，所以要在這條道路上會同舟共濟。
? ? ??這里說的是過去、現(xiàn)在、未來三個面向，所以僅僅靠共同的歷史淵源以及共同的膚色、語言、風俗，并不能簡單地提供認同與歸屬，“認同”并不僅僅依賴于外在的族群特征，而依賴于什么可以是他們共同信賴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這種文化與制度是否能夠使他們安心，恐怕這才是最重要的。
? ? ??這種讓他們安心的東西，一方面是歷史，通過無數(shù)時代，糾糾纏纏地湊到一起，形成深入內心的文化，一方面是現(xiàn)實，經由種種觀察，反復比較后成為共識，鑄成共同依賴的制度?？陕闊┑氖?，除了漢語、孔子之外，僅僅依賴炎帝或者黃帝祭祀？僅僅靠春節(jié)的舞獅和聯(lián)歡？僅僅憑著念誦兩句“學而時習之”或供上“天地君親師”？“黃皮膚黑頭發(fā)”的人們就自然歸屬到“炎黃子孫”來了嗎？我深感如今我們內心中那些“共同的”、“信賴的”基礎并不堅固。
? ?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姓社和姓資的兩大陣營冷戰(zhàn)結束后，曾看到“文明的沖突”，而“文明的沖突”的核心就是“宗教”。也許，他有西方立場或者什么別的意圖，也許他是后冷戰(zhàn)時期報憂不報喜的“烏鴉嘴”，不過他讓我們注意到，引起沖突的絕對信念和唯一信仰來自宗教，給人認同的巨大安慰與群體歸屬也來自宗教。盡管他沿襲湯因比（Arnold J.Toynbee）把中國也看成是人類七大文明之一，但是，缺乏強烈宗教性內核的中國文明，怎樣才能像具有強烈甚至激烈的基督教信仰或伊斯蘭信仰內核的“西方文明”與“穆斯林文明”那樣，把各種各樣、分布在世界的“人”凝聚在一個文化和制度的基礎上，使“他們”形成“我們”的親切感？
? ? ??除了提供歷史上“我們”的“共同起源”，誰來提供“現(xiàn)實”中的安全感與親切感，讓我們覺得是“我們”，并且讓更多的人覺得，應當認同和歸屬“我們”？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xiāng)在遠方”？
? ? ??這是一首曾經很流行的歌，里面有一種漂泊感?，F(xiàn)在，有人用“離散”來形容這種悲涼，那么什么才能使人感到“歸來”的溫暖？古代中國常說“歸”，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園田居，少小離家老大歸，那個“歸”字里，有說不完的意義，并不只是秋風鱸魚莼菜，要有“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那種溫暖的家，才能喚來“風雪夜歸人”，讓他們成為“我們”，所以“認同”換個說法可以叫“歸屬”。
? ?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需要問的倒是，什么讓人安心，什么讓這塊土地成為“家園”，什么使人“歸來”，最終“他們”成為“我們”。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葛兆光）
本文原載《信?！?011年第9期，原題為《不要只問我從哪里來》，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