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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雜志的發(fā)起與初期出版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2021-03-30 16: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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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論語》半月刊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明星雜志,1932年9月16日創(chuàng)刊于上海,1937年8月因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而???,五年間出刊一百一十七期??箲?zhàn)勝利后,又于1946年12月1日復刊,至1949年5月16日終刊,復刊后出版了六十期。存續(xù)時間之長、作者之多、讀者之眾,揆諸民國時期的中國文藝期刊史,實屬鮮見。學界過去對《論語》雜志的研究已有許多,但其發(fā)起與出版之初的若干關鍵史實,當事人雖留下不少“大致相同又不盡相同”(陳子善先生語)的回憶,卻仍有模糊不清之處。筆者嘗試重新梳理《論語》出版史料,就其中若干史實加以考述。


《論語》半月刊.jpg

《論語》半月刊第十期、第十二期封面


誰發(fā)起了《論語》?


? ? ? 關于《論語》的誕生,發(fā)起人之一章克標晚年寫過多篇回憶文章,各篇所述大致相同而細節(jié)略異,是后人諸多《論語》創(chuàng)刊敘事之所本。代表性的記述,見于其回憶錄《世紀揮手》:


? ? ??那時已經(jīng)是夏天了,許多朋友晚上到邵家閑談,時方熱天,一面納涼一面閑話,大家提出要出一本雜志來消消閑,發(fā)發(fā)牢騷,解解悶氣,是“同人”刊物的樣子。好在邵洵美開有時代書店可以代為發(fā)行,推銷沒有困難……林語堂作為主編,是大家推定的……說大家一共才十來個人,一定在十五人以下的,是誰是某,我已記不清了。后來《論語》上公開發(fā)表出來列名“特約撰稿人”的,共有幾位,我也忘了。好像是在首頁論語的小標題下面,分成三列排著隊的名字,但也不全是當初的發(fā)起人,而且像我自己還把筆名“豈凡”也寫上去占了一個位置,可見人數(shù)是不多的?,F(xiàn)在所能想得起來的,除林語堂、邵洵美之外,只有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的名字了。想來當時在編《時代畫報》的張光宇、正宇兄弟,一定會參加夜晚納涼談話會的,但他們不寫文章,潘光旦、葉公超等人在北京,以后才邀請來的。有兩位大學才畢業(yè)的青年朋友,周壬林和顧蒼生,有時也來參加納涼晚會。(章克標《世紀揮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7月版,173-175頁)


? ? ??在另一篇有關《論語》創(chuàng)刊的文章里,章克標亦提到籌備會的參與者,名單與前述稍有不同:


? ? ??我們在邵洵美家客廳里,晚上閑談時,大家商定要出版一個刊物。開始除邵、林外,只記得有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微音及畫家張光宇三弟兄等;而潘光旦、葉公超許多人,都是后來邀請來的。(章克標《林語堂兩則》,《章克標文集》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394頁)


? ? ??由上可知,《論語》創(chuàng)刊前,應該有過不少于三次的籌備商談,地點在邵洵美家的客廳。歷次商談的與事者,并不完全一致。最初即參加的,有邵洵美、林語堂、章克標、全增嘏、沈有乾、林微音以及畫家張氏兄弟,而潘光旦、葉公超等人為后來加入。眾人推舉林語堂為主編,出刊發(fā)行則放在邵洵美開設的時代書店。然而當事人的晚年回憶,乃是一種隔代建構,我們在引用之時,需細心考訂。


? ? ??其一,《論語》創(chuàng)刊之際,邵洵美開設的并非是“時代書店”或“時代圖書雜志公司”,而是“時代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出版的《時代》畫報第三卷第二期上,有時代印刷公司于當年9月1日開幕的介紹及照片。林語堂在自傳中說:“我在上海辦《論語》大賺其錢時,有一個印刷股東認為這個雜志應當歸他所有?!保终Z堂《林語堂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版,93頁)印刷股東即指邵洵美,林語堂此語雖意在暗諷,卻也點明邵彼時的產(chǎn)業(yè)所在。而《論語》初期的代理發(fā)行方,則是邵洵美所入資的中國美術刊行社,其改組為“時代圖書公司”,在1933年11月。


時代印刷有限公司.jpg

時代印刷有限公司舊影,1932年


? ? ??其二,一如章克標自己所言,他所開列的發(fā)起人名單出于模糊的記憶,未必確然。幾個細節(jié):張正宇那時的名字是張振宇,正宇為后來所改;林微音的名字僅見于《林語堂兩則》一文;而林語堂1933年憶及《論語》發(fā)起人,只舉出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標,不見他者?!啊墩撜Z》地盤向來完全完全公開,所謂‘社’者,全、潘、李、邵、章諸先生共同發(fā)起贊助之謂也?!?span style="color: rgb(127, 127, 127);">(林語堂《與陶亢德書》,《論語》第二十八期,1933年11月1日出版)


? ? ??其三,章克標列出的發(fā)起人中,以文人居多,只有張光宇、振宇兄弟是畫家。但二人并不寫文章,他們在《論語》籌備中的角色如何,僅僅是納涼談話的座上客,還是實際參與了創(chuàng)刊,章之回憶就有些語焉不詳。因此,究竟有哪些人發(fā)起了《論語》,辦刊的動因為何,還需引證其他史料來加以判斷。


? ? ??謝其章先生寫過一篇《〈論語〉之初發(fā)生了什么》(收入《繞室旅行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8月版),其中引用了章克標寫于1934年的《林語堂先生臺核》一文。此文因彼時的章林矛盾而作,對林語堂多有筆伐。這樁公案無關本文,故不展開。珍貴的是,章克標在文中披露了不少《論語》的籌備“內(nèi)幕”,可與其晚年敘述相映證:


? ? ??最后一次的預備會仍在洵美家中舉行,除語堂、增嘏、光旦、青崖、達夫、斯鳴外,尚有畫人光宇振宇文農(nóng)等多人,大家決定辦一個刊物……且在創(chuàng)刊當時,畫人與文人中間已起了意見,幾乎破裂,語堂且有憤激之編后語,雖被刪去,但棄置之封面上還有事印著一個尾巴的……畫人與語堂之意見,雖經(jīng)洵美之調(diào)解,終不消除,其時語堂只得央一俄人作畫,又自洋報剪取,以裝點門面,計亦良苦。稍后方有六平嘉音靜生等投稿,但光宇則抱定宗旨,不為《論語》作畫,直到《論語》與時代和他有直接利害關系時。(章克標《林語堂先生臺核》,《十日談》第三十四期,1934年7月10日出版)

《林語堂先生》.jpg

《林語堂先生臺核》,1934年


? ? ??前后比勘,有以下三點值得辨析:


? ? ??第一,《論語》的籌備商談不少于三次,歷次參加者不盡相同。而《林語堂先生臺核》中所開列的名單,出于最后一次籌備會,有相對明確的時間點。既是最后一次商討,不會只是泛泛而談,所議必涉及創(chuàng)刊的具體細節(jié),參與諸人應各負角色,也就更接近于實際的發(fā)起人。


? ? ??第二,章克標明顯將參會者劃分為兩個群體,一端是文人群體,成員有洵美(邵洵美)、語堂(林語堂)、增嘏(全增嘏)、光旦(潘光旦)、青崖(李青崖)、斯鳴(孫斯鳴)和達夫(郁達夫),另一端則是畫人群體,包括光宇(張光宇)、振宇(張振宇)、文農(nóng)(黃文農(nóng))。文人之中,孫斯鳴與郁達夫不見于章晚年回憶,是其回憶之疏漏。郁達夫1936年曾言:“《論語》出世的時候,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間會客室里開會,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個?!保ㄓ暨_夫《繼編〈論語〉的話》,《論語》第八十三期,1936年3月1日出版)而孫斯鳴,乃是《論語》第一期至第十期的經(jīng)理,名字列于版權頁。1947年,《論語》戰(zhàn)后復刊一周年,邵洵美寫了一篇編輯隨筆,其中有云:“最先的幾期是章克標先生編輯的。后來他為了要專心撰著《文壇登龍術》,于是由孫斯鳴先生負責。到了十幾期以后,方由林語堂先生來接替?!保ㄉ垆馈墩撜Z一年》,《論語》第一百四十二期,1947年12月1日出版)邵在林章之外,特別提及孫斯鳴,可見孫與初期《論語》關系殊不淺。


? ? ??第三,張氏兄弟等畫人不但參與了《論語》籌備,且擬與林語堂合作,為《論語》作畫,卻因雙方意外失和而未成。關于失和之因,謝其章先生已有分析,這里不再贅述。但張氏兄弟之于《論語》創(chuàng)刊,尚有另一層意義——雜志的發(fā)行?!墩撜Z》初期的發(fā)行,由張氏兄弟執(zhí)掌的中國美術刊行社代理。換言之,縱使內(nèi)容上的合作破裂,二張仍以發(fā)行方的角色參與了《論語》創(chuàng)刊。


? ? ??基于前引材料,《論語》的發(fā)起人,較為確定的是以下十一位:邵洵美、林語堂、章克標、潘光旦、全增嘏、李青崖、孫斯鳴、郁達夫、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nóng)。令筆者感興趣的是,他們何以會走到一起,攜手辦刊的連接點又在哪里?


? ? ??邵洵美是三十年代海上文壇的交際明星,熱衷出版事業(yè)。他于1930年10月收束金屋書店,投資中國美術刊行社,并參與刊行社旗下雜志《時代》畫報編務,隨后斥資購置德制影寫版印刷機,開設時代印刷公司。邵又于1929年入股新月書店,繼而在1931年4、5月間接任新月書店經(jīng)理。不難發(fā)現(xiàn),《論語》的發(fā)起人,多半與邵之前的出版事業(yè)有或深或淺的交集。章克標是《獅吼》與《金屋》同人,邵辦刊的得力助手;潘光旦為新月書店核心之一,同時還編有一份評論周刊《華年》(1932年4月創(chuàng)刊,出版于上海),孫斯鳴、全增嘏、李青崖皆是其作者;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nóng)則是《時代》畫報的中堅力量;郁達夫早在金屋書店時期已與邵相識,兩人在文藝趣味上有相近的喜好,都喜歡喬治·摩爾(George Moore)的文章,私交頗佳。陶亢德辭去《論語》主編后,邵洵美請郁達夫接編,足見邵對郁的看重。


? ? ??倒是林語堂,在籌備《論語》之前,與邵洵美并無密切的互動,只在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的活動中照過面。林語堂自1930年7月起,為英文《中國評論》周報主筆“小評論”,每周寫一則英文短評,直言無忌又風趣灑脫,在英文讀者中傳誦一時。1931年5月,林以“中央研究院”代表的身份赴瑞士參加國聯(lián)文化合作委員會年會,隨后在歐洲待了一年,1932年5月返國,不多久即有《論語》的籌備。《中國評論》周報之于林語堂頗具意義,學者錢鎖橋?qū)Υ擞袃牲c觀察很敏銳:其一,林語堂幽默文章的寫作實踐,起于《周報》上的“小評論”專欄,是其《論語》文章之先聲;其二,周報由一群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精英撰稿并編輯,編委如潘光旦、全增嘏,日后也成為“論語社”早期核心成員(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版,96-97頁)。林語堂在回國后成為邵氏沙龍的座上客,未必緣于國際筆會的交誼,或因潘光旦、全增嘏之牽線。


? ? ??可以看出,《論語》的歷次籌備商談,以邵洵美與潘光旦為連接點,聚合了一批背景多樣的文化人,關聯(lián)了三份出版于當時的雜志,包括《中國評論》周報《華年》周刊與《時代》畫報?!吨袊u論》周報群有潘光旦、林語堂、全增嘏;《華年》周刊群有潘光旦、全增嘏、李青崖、孫斯鳴;《時代》畫報成員有邵洵美、章克標、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nóng)。問題是,眾人何以起意新辦一份雜志?章克標晚年回憶道:“時方熱天,一面納涼一面閑話,大家提出要出一本雜志來消消閑,發(fā)發(fā)牢騷,解解悶氣,是‘同人’刊物的樣子。”《林語堂先生臺核》中的說法卻與之不同。“當時我們想辦一刊物,適逢語堂等也想辦一刊物,于是聯(lián)合起來同辦,決定有文有圖,獨創(chuàng)一格而以帶幽默風趣為主?!保ㄕ驴藰恕读终Z堂先生臺核》)兩者比勘,筆者以為后一種說法更接近實情?!墩撜Z》的發(fā)起,并非全然出于眾人閑談間的一時起意,而蘊含著兩方的合作,一方是“我們”,另一方是林語堂等。雙方在聯(lián)合前,各自已有辦刊的意圖。林語堂有志辦一份“幽默”刊物接續(xù)《語絲》,自不待言(可參呂若涵《“論語派”論》第一章《從〈語絲〉到〈論語〉》,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2年6月版)。值得考究的是,“我們”究竟是指林語堂以外的所有發(fā)起人,還是指邵洵美、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nóng)等《時代》畫報同人,抑或僅指邵洵美與章克標。從當時諸人的事業(yè)軌跡來看,指邵洵美與章克標的可能性更大。潘光旦當時正編輯《華年》,張光宇、張振宇等人的重心在《時代》畫報,未必有創(chuàng)辦新刊的強烈意愿,更多是以友人身份助力籌備,如寫稿與畫圖。邵洵美雖主持新月書店且投資《時代》,但《新月》雜志日漸衰落,內(nèi)容又在羅隆基的主導下偏于政治;《時代》則由張氏兄弟執(zhí)掌,以漫畫與攝影為刊物賣點,文章的內(nèi)容卻受限于畫報性質(zhì),比較蕪雜貧弱。對鐘情于辦雜志的邵洵美而言,在《金屋》之后新辦一份有風格、有銷路的文藝雜志,是情理之中的考量。此外,因為《時代》,邵洵美身邊集中了張光宇、葉淺予、黃文農(nóng)等漫畫人才。畫人的參與,可以讓《論語》擺脫純文字刊物的窠臼,以圖文互動吸引更多讀者。只是此一構想最初未能實現(xiàn),畫人在《論語》籌備中的角色也就隱而不顯。


《論語》初期的出版與發(fā)行


? ? ??關于《論語》的出版方,紹元先生在《〈論語〉創(chuàng)刊前后》一文中寫道:“1932年9月,上海時代圖書公司推出了一本題名為《論語》的文藝性半月刊,十六開四十六面?!保ńB元《〈論語〉創(chuàng)刊前后》,俞子林主編《書的記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5月版)擔任過《論語》編輯的林達祖亦說:“《論語》創(chuàng)刊之時,他(指邵洵美——筆者注)已是上海時代圖書雜志公司的資方負責人?!墩撜Z》就由時代公司出版發(fā)行。”(林達祖《滬上名刊〈論語〉談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7頁)上述兩說都有一誤,1932年9月16日《論語》創(chuàng)刊時,時代圖書公司尚未成立,自然不會出版發(fā)行《論語》。翻開《論語》創(chuàng)刊號,版權頁上寫著:主編——林語堂,經(jīng)理——孫斯鳴,總代發(fā)行——中國美術刊行社。中國美術刊行社是時代公司之前身,也是《論語》初期(第一期至第二十七期)的發(fā)行方。具體而言,第一期至第十一期,刊行社是“總代發(fā)行”,自第十二期起,轉(zhuǎn)為“總發(fā)行”。這一名稱變化,又關聯(lián)著《論語》初期投資人、出版方與發(fā)行方的更迭,其變遷軌跡如何,似為論者所忽略,值得查考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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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創(chuàng)刊號版權頁,上海書店影印


? ? ???《論語》在最初,是以“同人刊物”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發(fā)起人有邵洵美等,已如前文所述。眾人推林語堂為主編,刊名由章克標擬定。在籌備時,《論語》有意效仿英國幽默雜志《笨拙》,文章與漫畫并重,故有林語堂與畫人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nóng)合作之議。張氏兄弟彼時得邵洵美資助,出版《時代》畫報,黃文農(nóng)是創(chuàng)作核心之一,長于諷刺漫畫。不意林語堂與畫人之間起了過節(jié)(可參謝其章先生的文章《〈論語〉之初發(fā)生了什么》),邵洵美調(diào)停未果,雙方也就合作不成。畫人退出之后,其余發(fā)起人決定合股投資《論語》。章克標于1934年記述了出資、印刷與發(fā)行的細節(jié):


? ? ??《論語》自畫人不合作后,乃定大家拿出錢來自辦,共預備1000元,先收500元試出六期,所以當時市上有《論語》只出六期即行停刊的謠言。先由時代印刷所承印,紙張一切均歸代辦,發(fā)行也歸時代代理。因之大家各人都認定了股子,而事實上始終沒有人拿出錢來過。這時語堂和洵美是大股東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章克標《林語堂先生臺核》)


? ? ??章克標這段話說得有些繞,如果大家已定股而沒有人真正出錢,那么先收的五百元從何而來?又說:“林語堂和邵洵美是大股東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边@是否意味著總股本為一千元,分為十股,一股一百元。其中,林語堂和邵洵美各拿出兩百元(合計也不到五百元),而小股東們未曾真正投錢。立此存疑。不過縱使小股東只是掛名,《論語》在創(chuàng)刊之初,還是有一個類似股東會的架構,《論語》最初的主權,應為入股者所共有。再者,既有“試出六期”之議,表明《論語》在創(chuàng)刊之時,眾股東對刊物前景尚無把握,需要控制成本,故在資金投入上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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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上的《論語》創(chuàng)刊廣告


? ? ??1932年9月18日,《申報》上登出《論語》創(chuàng)刊廣告,廣告起首錄了一段頗具幽默意味的《程子介紹》(這一節(jié)文章,也常出現(xiàn)于《論語》封面),領異標新,宣示自家風格,接著是要目、定價、編輯人、總代發(fā)行與寄售處信息。但廣告還需有發(fā)行網(wǎng)絡協(xié)力,才能真正收效。邵洵美當時任新月書店經(jīng)理,又是《時代》畫報的投資人,創(chuàng)辦新刊,自可運用兩家的資產(chǎn)與資源?!稌r代》以《良友》為競爭對手,遠銷南洋,發(fā)行網(wǎng)絡頗為完備?!墩撜Z》之銷售,自然會倚仗《時代》的發(fā)行資源。因此之故,中國美術刊行社成為《論語》創(chuàng)刊時的“總代發(fā)行”。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代”字,表明刊行社最初只是《論語》發(fā)行的總代理,而非所有者?!墩撜Z》創(chuàng)刊時的出品方,是同人團體“論語社”。社員里面,有發(fā)起人,有股東,有實際投資人,有具名與不具名的編輯,有長期撰稿人,有經(jīng)理。這是《論語》最初的運作機制。


? ? ??《論語》初期的運營,除了主編林語堂,章克標與孫斯鳴也助力不少。章克標化名記者K,為創(chuàng)刊號寫了一篇《編輯后記》,其中有云:“這一期的稿子,因為大家很熱心,來得太多了,本來預定三十二頁的,竟超過了一半,因為是第一期創(chuàng)刊,就全收了進去,作為特大號了?!保ㄓ浾逰《編輯后記》,《論語》第一期,1932年9月16日出版)晚年又說:“林語堂把第一期的稿件交到時代書店來了,我只好替他加工后送印刷所,校樣也由書店里人初、二校后,才把清樣送語堂家里簽字付印?!保ㄕ驴藰恕妒兰o揮手》,174頁)邵洵美1947年亦談及《論語》初期的編輯情況:“最先的幾期是章克標先生編輯的。后來他為了要專心撰著《文壇登龍術》,于是由孫斯鳴先生負責。到了十幾期以后,方由林語堂先生來接替?!保ㄉ垆馈墩撜Z一年》)將章與邵的記述相對照,邵所言“編輯”,應指校對與發(fā)排等技術性工作,組稿與欄目設計仍是林語堂負責。不過章克標并未在版權頁署名,列名的是林語堂與孫斯鳴。林任主編,孫為經(jīng)理。主編的工作易于理解,經(jīng)理的職責為何呢?對一本雜志而言,單有稿子并不能成刊,聯(lián)系印刷所、安排發(fā)行、接洽廣告等事務性工作也不可或缺。由于《論語》初創(chuàng)時是“同人雜志”,不像一般書店辦雜志,各流程都有職員負責,故專設經(jīng)理統(tǒng)領其事,與林語堂相配合。據(jù)邵洵美夫人盛佩玉回憶,孫斯鳴是“羅隆基的學生,因此關系和洵美相熟,也是位能寫文章的人才”(盛佩玉《盛世家族·邵洵美與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6月版,184頁)。彼時他有不少政論文章,發(fā)表于《華年》周刊?!墩撜Z》最初十期的封底,常見《華年周刊》《中國評論周報》《清華周刊》《外交月報》《新月》一系雜志的廣告,必是孫斯鳴在其中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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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第八期封底廣告,上海書店影印


? ? ??《論語》出版后,迅速獲得讀者認可,創(chuàng)刊號于10月5日再版。如此熱度,自然不會讓《論語》只出六期。編者很快公開表達長期辦刊的決心:“時局不寧,謠諑繁興,令人悚然危懼。有人謂我們在想做孔子,有人謂《論語》備出到六期而已。關于后者,我們可以保證絕無其事,夭折非人生愿望之一。我們是在焚香?!墩撜Z》萬歲?!保ā毒庉嫼笥洝?,《論語》第三期,1932年10月16日出版)至1933年3月,《論語》已是公認的暢銷刊物。當時在無錫出版的《人報旬刊》上,曾有關于《論語》銷量的報道:“林語堂所編《論語》以幽默自吹,一鳴驚人。俏皮話柄,常被人采用,作為‘今典’,所以,趨時的知識分子,就少不得略破慳囊,以資觀摩,于是我們的《論語》銷行到三萬份以上之廣了。”(風信《〈論語〉暢銷》,《人報旬刊》一卷二期 ,1933年)《論語》能夠暢銷,除了內(nèi)容受歡迎外,也離不開發(fā)行渠道的助力?!墩撜Z》初期的發(fā)行渠道,應與《時代》共享,此后漸次擴大。《論語》第四期(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封二上,詳細列出了各地代售處的名單,分為本埠、外埠與國外,共計六十一家。第五期(1932年11月16日出版)列出的代售處增加至六十三家,第六期則激增至九十九家。北至北平,南至瓊州,西至成都,以及美國、南洋等地,都有《論語》的經(jīng)銷處。且不說通邑大都,彼時內(nèi)地小城達州出版的《詹詹》旬刊上也出現(xiàn)推薦《論語》的文字:“以客觀之態(tài)度指出社會之矛盾,以幽默文字顯示人生之真?zhèn)巍!保ā墩舱病费?933年第二期)《論語》風行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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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各地代售處,刊于《論語》第五期,上海書店影印?


? ? ??1933年2月16日,《論語》第十一期出版,版權信息與先前有了一點不同。刪去了經(jīng)理孫斯鳴的名字,增添了“發(fā)行——邵浩文”,印刷所由“中國科學公司”變?yōu)椤皶r代印刷公司”?!翱偞l(fā)行”仍是“中國美術刊行社”。邵浩文即邵洵美,時代印刷公司是其自有的印刷所。邵洵美成為《論語》的發(fā)行人,表明《論語》的資本結構與運作方式發(fā)生了變化。對此,章克標有如下記述:


? ? ??出到第十期時,又議定條件,讓給邵洵美個人承受,編輯的支取編輯費卻仍照舊,而稿子則支付稿費,以千字三元計算。這是和本來預定的不對了,本來主張至少五元,否則不付分文的。十期以前之稿,因自辦故,均不付稿費,議計將來有利益時再算作股份,編輯則每月津貼百元耳……因在《論語》歸洵美負責,暫付稿費三元之時,曾決定待銷行有增加,再加稿費的。(當初,決定千字五元,暫不付給,到了十一期起,則先以千字三元計算后,一直沒有更動,而銷路差不多增加一倍了。)(章克標《林語堂先生臺核》)


? ? ??前文說過,《論語》的初始股東,并非人人都實際出資,有些只是掛名。其中,邵洵美與林語堂是大股東,各占十分之二,相對控股。因此,所謂“議定條件”,邵與林應有較多的話事權。議定的條件有三。一是自第十一期起,《論語》由同人合股改為邵洵美全資。如此《論語》的所有權就歸于邵氏。關于此事,林語堂曾回憶:“我在上海辦《論語》大賺其錢時,有一個印刷股東認為這個雜志應當歸他所有。我說:‘那么,由你辦吧?!夷俏慌笥呀舆^去?!保终Z堂《林語堂自傳》,93頁)活躍于三十年代海上文壇的曹聚仁晚年亦說:“論語社乃是十人合股的有限公司,而邵洵美自有權利據(jù)《論語》為獨家財富的?!保ú芫廴省段遗c我的世界》,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版,510頁)二是編輯(林語堂)依舊領取編輯津貼,數(shù)額不變,仍為每月百元。林語堂之前是大股東,如今轉(zhuǎn)為投資人聘請的主編,相當于合同制,形成類似老板與雇員的關系。邵洵美在《論語一年》中說:“到了十幾期以后,方由林語堂先生來接替。”(邵洵美《論語一年》)邵所言林語堂接編的時間點,應是從其獨資《論語》時算起;三是開始支付稿費,每千字三元,少于最初議定的千字五元。關于稿費與編輯費,章克標晚年曾說:“開頭并沒有提到編輯費與稿酬,大家也并沒有拿錢付錢的意思,全是愛好的玩玩兒的性質(zhì),沒有想到什么經(jīng)濟利益?!保ㄕ驴藰恕妒兰o揮手》,174頁)對照之下,可以看出章晚年回憶有所失真?!墩撜Z》籌備時,眾發(fā)起人不僅提及編輯費與稿費,還擬定了標準,編輯費為每月百元,稿費為千字五元。由于雜志初創(chuàng)而資本有限,有賴于同人無私襄助,就只給編輯費而暫不支付內(nèi)稿稿費,稿費待雜志盈利之后再計算為股本。但此一打算并沒有實現(xiàn),因為《論語》改由邵洵美獨資,“對以前的十期采用了‘既往不咎’的辦法,一律不算舊賬,算是大家為‘創(chuàng)業(yè)維艱’盡的義務”(章克標《世紀揮手》,176頁)。


? ? ??邵洵美獨立發(fā)行《論語》,僅僅一期。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出版)的版權信息又有更迭,“發(fā)行”與“總發(fā)行”均署中國美術刊行社??猩缰笆恰翱偞l(fā)行”,如今“代”字去掉,即表明刊行社由代理方轉(zhuǎn)為所有者。至于將“發(fā)行”與“總發(fā)行”分開,乃因“發(fā)行”在此處的含義近于“出版”,而“總發(fā)行”則就“營銷”而言。第十二期的封底,《時代》與《論語》的廣告聯(lián)袂而刊,以“中國兩大便宜刊物”為賣點,并推出“聯(lián)定優(yōu)待辦法”,也宣示兩份刊物如今同屬一個東家,在營銷上可以關聯(lián)操作,相互加持。耐人尋味的是,邵洵美何以在取得《論語》經(jīng)營權之后,又迅速轉(zhuǎn)給中國美術刊行社?邵洵美是全權轉(zhuǎn)讓,完全脫離關系;還是隱于幕后,利用刊行社的資源運營一切,目前未見明確史料,猶待進一步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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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刊行社改稱時代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啟事,刊于《論語》第三十期,1933年12月1日出版,上海書店影印


? ? ??1933年11月1日,中國美術刊行社改組為時代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是日出版的《論語》第二十八期上,“總發(fā)行”也就改為時代圖書公司。至此,才可說《論語》是時代公司出版發(fā)行之雜志。


(姚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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