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季羨林先生的比較文學成就，不宜滿足于做流水賬式的著述陳列，需要有19至20世紀以來的這門學科知識譜系作參照。比較文學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其在歐洲的孕育和誕生，和德國的東方學研究有著密切關聯(lián)，尤其是德國的比較語言學和比較神話學，堪稱比較文學之母胎。在比較文學教學中，人們一般只將英國學者波斯奈特（H.M.Posnett）1886年的《比較文學》一書認作是這門學科問世的標志,而忘記或者忽略了德國學者麥克斯·繆勒（Max Müller,1823—1900）1856 年的《比較神話學》，以及他所編的一大套影響廣泛而深遠的《東方圣書》。
西方文學研究中從民族文學、國別文學轉向比較文學的大致軌跡，可通過19世紀中期以來的一系列突破性事件來得到歷史的說明。概括地講，有相繼出現(xiàn)的兩大學術發(fā)現(xiàn)，即發(fā)現(xiàn)“東方”與發(fā)現(xiàn)“原始”。其深遠的意義如同自然科學方面哥白尼發(fā)現(xiàn)“太陽中心”和地理學方面哥倫布之發(fā)現(xiàn)新大陸。自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在西方思想和學術中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在這兩大發(fā)現(xiàn)的連鎖反應之下逐漸得到糾正和清算，并終于在20世紀后期引發(fā)了后殖民批判的思想大潮。留學德國10年攻讀梵語文學和東方學的季羨林先生，其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成就，還原到學術史背景中可看得更加分明。
麥克斯·繆勒作為比較語言學和比較神話學的雙重創(chuàng)始人，之所以能在比較文學這門學科問世之前，就貢獻出一部破天荒的巨著《比較神話學》，引領他做出這種“比較”式研究大拓展的，就是所謂“印歐語系”文化的再發(fā)現(xiàn)。西歐學者們發(fā)現(xiàn)古代印度的梵語是同歐洲眾多語言具有同源關系的古老語言，梵語的詞匯表明它是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語言家系中最早分化出來的一種，對于探究各種印歐語系語言的歷史演化過程，具有首屈一指的典范作用。于是，比較語言學和比較神話學研究就并駕齊驅地發(fā)展起來，成為一時的歐洲學術新風景。當時甚至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大學中梵語教授職位明顯高于希臘語和拉丁語教授。
1871年，英國人類學之父愛德華·泰勒（Edward B.T ylor，1832-1917）發(fā)表了他的《原始文化》一書。這是西方知識界“發(fā)現(xiàn)原始”的標志性巨著，也是文化人類學這門學科誕生的標志。由于“原始文化”或“原始社會”在范圍上要遠遠大于“印歐文化”，這就給歐洲知識人“比較”的視野打開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空間。和上述兩大學術發(fā)現(xiàn)相比，波斯奈特《比較文學》雖然更晚問世，其視野卻還局限在西歐文明內(nèi)部的有限比較，如英德文學比較和英法文學比較等。這樣的開端，注定了比較文學研究者在后來的一個世紀里都難以掙脫西方中心的窠臼。直到20世紀后期，受到風起云涌的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大潮洗禮，西方的比較文學家才大聲疾呼要求走出歐洲中心主義，將跨文明（特別是跨異質(zhì)文明的）的比較文學研究提上議事日程。
一旦比較的視野從一般意義上的非西方大國（印度、中國、阿拉伯和日本等）拓展開來，真正具有厚重學術積累意義的研究，就有待于非西方的比較文學家之貢獻。季羨林先生以中國學者的身份研究印度梵語文學，他在中國學界所倡導的東方文學研究，不僅在現(xiàn)代學術史上先于后殖民思潮而出現(xiàn)，因而具有在國內(nèi)接引西方后殖民主義批判之意義，而且在國際比較文學界，也是率先打通世界屋脊的阻隔，將印度與中國兩個文學大國聯(lián)系起來進行審視和研究?！队《任膶W在中國》是這方面最具有沖擊力的代表作。文章開篇就提出屈原《天問》中的月兔神話應該是來自印度《吠陀》，這比人們常識中認可的佛教傳入中國時間早了幾百年?！读凶优c佛典》、《玄奘與＜大唐西域記＞》、《西游記里面的印度成分》等鴻文，則將中印文學交流影響的研究拓展到整個文學史。印度文學與文化的視角，給中國比較文學帶來極大的研究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季羨林先生為恢復中國的東方文學和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披荊斬棘，開拓道路。自從有西方式的大學教育以來，在大學的文學系科中開設東方文學課，也許除了我們中國之外，沒有其他可借鑒的先例。西方知識系統(tǒng)中的東方學，是如何在殖民主義擴張的需求和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支配下，獲得其學術生存空間和發(fā)展特色的？這個問題自1978年薩義德的《東方學》問世以來，已經(jīng)成為東西方學界都在熱烈討論和反思的課題。說到新中國高等教育中在1950年代后期開始有東方文學的科目，這是和季羨林先生的大力倡導與教學及研究實踐分不開的。從某種意義上看，新中國的大學里要傳授除了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之外的“東方文學”系統(tǒng)知識，這是先于國際上的后殖民主義批評崛起的文化現(xiàn)象，很值得從后殖民視角給予重新考量和評估。
用當今的眼光看，20世紀后期的后殖民主義大潮，并不只是源起于西方學院內(nèi)部的純粹學術潮流，而是和亞非拉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爭取獨立和解放的正義事業(yè)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牛津大學的后殖民理論家羅伯特·楊在其《后殖民主義歷史導引》中，旗幟鮮明地用“三大洲主義”這樣的別名來稱呼后殖民主義，這就不能不讓人聯(lián)想到我國的東方文學課程設置所蘊含的后殖民意味。1982年暑假，教育部在河北承德舉辦首屆全國東方文學講習班，以期用速成班的形式推廣東方文學的教學工作。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教師，來到舉世聞名的避暑山莊，接受東方文學的啟蒙。東方文學講習班的策劃者和開講人就是德高望重的季羨林先生，學員們用經(jīng)久不息的掌聲歡迎這位東方文學事業(yè)的開拓者。由于當時全國的比較文學學會還沒有誕生，先期進入東方文學的這一批學員，后來有不少都加入到比較文學陣營，并成為生力軍。新時期成長起來的這一批學人，對東方文學和比較文學的最初認知，就這樣從季先生講授的《梨俱吠陀》和《沙恭達羅》，開啟了大門。四部《吠陀》作為印度上古詩歌集，其年代比中國的《詩經(jīng)》早很多年，篇幅和數(shù)量也要大許多倍；《沙恭達羅》這部梵語劇本在傳播到德國之后，讓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佩服得五體投地，贊嘆不已。季先生隨手拈來的這些文學史實例，引起大家對東方文學世界之古老和豐富性的極大興趣。季先生其實不僅在傳授文學知識，也將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后殖民思考之種子，植入了這一代學人的心田。
27年過去了，季先生帶著齊魯鄉(xiāng)音的教誨，依然回響在耳畔。東方文學，這個對于歐美人士來說的異國異族文學稱號，對于我，則猶如駛入無邊學海的啟蒙之舟。季老惠賜的大作《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中印文化關系史論集》等，至今依然是我的案頭必備?；叵肫饋恚瑬|方文學這一知識系統(tǒng)的存在，不僅給中國的比較文學帶來了獨特的打通式知識結構和廣闊視野以及堅實豐厚的文化認同資源，對于培育文化相對主義的價值觀，消解形形色色的我族中心主義、學科本位主義之束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季先生晚年為復興東方文化而呼號的拳拳之心，成為鼓舞后輩學人奮進的強大動力。
